人大社会学恢复重建40周年纪念活动之二｜首届“定性研究的教学法”圆桌论坛

2024-10-28 文：社会学院 图：社会学院

在当下，我们如何教方法？这是一个基本但是缺乏重视的问题。方法存在于一定的情境与语境之中，教学相长、道术互通，这一问题也将带出我们对于方法、何为好的研究，以及中国变迁社会的理解与认识。

研究方法的学习更多地来自于调研实践，以及基于实践手把手式的讨论，定性研究更是如此。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作为基础的方法课程教学。同样，我们也深刻地感知，关于定性研究方法，研究者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对于何为好的定性研究意见不一。这本不是问题，教学和研究也不应该有统一的规划和标准。但是，这同样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深化讨论的必要。尤其是，当下的分歧和基本共识（包括研究伦理）的缺失，不仅影响经验研究的质量，也影响着期刊论文的评审，以及学生的论文指导与答辩。这种影响，甚至会带来一定的学术不公。至少，不利于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的生成。

基于此，我们诚邀在高校教授定性研究方法，并且在指导学生、参与同行评审的过程之中对于相关议题有所思考，且有实地调研经验的同仁，通过系列小型工作坊，切实、切身地回到定性研究方法若干基本问题的讨论。论坛以小、精、诚、实为定位。作为尝试，第一期将从“教学法”切入。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主办的首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工作坊之一，定性研究的教学法圆桌论坛于2024年10月19日在人大崇德西楼412召开，共有8位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高校教师和学者参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黄盈盈首先介绍了论坛的策划初衷，并以自己的本科定性研究课程为案例，以过程方法学为基本理念强调接地气和切身性的方法教学。黄盈盈谈及本院系的方法课程设置情况、近年来学生和课堂的变化（比如选题的网络化）、在指导学生及论文评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理论焦虑凸显、文献回顾和资料整合分析及写作能力的缺乏），以及相应的一些教学调整（比如除了阶段性练习，尝试以口述史为期末作业，实践多次访谈、文献结合、主线梳理与个案写作方面的能力；同时也希望帮助学生增进对他人、社会和生活的认知）。黄盈盈也谈及近年来学术体制（包括大小创、保研规则）、社会变迁对研究和教学带来的影响，以及同行之间（包括期刊）对于“何为好的研究”的差异化认识对指导学生带来的挑战。

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晋军介绍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方法课程设计，分别从文本细读和田野实践两个角度介绍了本人及本系相关老师的教学经验。他提及曾经有老师运用过“拆文章”的教学策略，即用极其细致的方式拆解一个经典的研究文本具体写了什么、什么没有写、怎么写等等，这样的阅读法或许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好的阅读习惯、在了解别人怎么写的基础之上锻炼学生做研究的能力。晋军谈及在实践中教学的尝试，“清华是个大田野”，鼓励学生从校园内部进行观察和调研，完成从确立研究选题到完成调研报告的全过程。同时，他也分享了在教学中面临的困惑：学生的个体焦虑愈发严重，知识传播的方式变化太快，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代际差距也在增大。对此，他认为应该回归社会学“手艺活”的本质，老师需要做到人盯人学、手把手教，重现知识生产的过程，增强学生的社会实感，课堂讲授和田野操练两不误。

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吴肃然从对自己早年教学的反思谈起，比如对方法论的反思性探讨太强，超出了本科学生的理解能力，自己的经验研究不足，讲解经验研究比较浅层，等等；在意识到问题后，他就和学生们一起出门做实地调研、做经验分析，不断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教研能力。他认为，目前的定性方法课程存在一些共通的问题，一方面以定量思维为核心的教学和社会风潮对学生的影响极大，这不仅会导致学生对定性研究心存误解，还会让他们难以顺利地开展定性研究方法的学习；另一方面，核心教材的发展不足，他对近些年全国各大高校所开设的方法课及使用的教材进行了内容梳理，发现研究方法课程的教材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和更新迭代，这也为教学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肖索未认为，“练中学”对于习得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她也将这个理念带入到教学的过程中。在她的课堂上，学生需要经历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基于各个步骤需要多次提交作业，老师也会及时给出反馈和修改意见。她提及观察到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学生们不会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对于好的质性论文长什么样没有概念，有调研经历但是存在套路问题，另外，互联网技术让整个调研过程过于“线上化”，缺少人与人的实际交流和接触。为此，她筹划了一个田野与写作读书会，学生和老师一起筛选阅读材料，培养对好研究的“感觉”；把学生推进田野，鼓励他们结伴下田野。虽然问题依然多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非预期的积极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曹新宇指出，从近年来的教学经验来看，相较于社会科学，历史学研究生方法意识模糊，是常见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历史学研究生培养，往往更加注重学生的专业文献训练。加上传统史学方法强调史家贯通理解的能力，历史学方法似乎在整体上，一直是一个有别于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的独立传统。这种重视具体领域而忽略理论方法的倾向，在论文发表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内，导致方法意识淡薄，也助长了知识创新与知识积累中的形式主义。近十年来，在学术论文生产大潮，特别研究生论文当中，不乏为了满足所谓“学术创新”的外在形式，编制“伪综述”的情况。另外，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对传统教学也提出一定的挑战。当我们拥抱知识资源的便利同时，也要认识到平台算法所制造的新的知识权威系统与学术鄙视链，更要警惕上述趋势在学生中造成学术兴趣的狭隘化与过度媒体化问题。

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的朱剑峰在介绍了本院系课程开设的基本情况之后，谈到自己“另辟蹊径”的尝试。因为她的主攻方向是医疗人类学，所以她给一些医学院的学生开设了“健康领域的质的研究”课程，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在课程中，她教会学生区别什么是质的研究可以做的范畴（过程评估），什么不属于质的研究范畴（指标化的效果评估），让学生懂得效仿好的质性研究，理解自己的研究目标。她指出，提高学术品位非常重要，在这方面，老师应当主动树立起自身的“权威”。同时，研究生的教学不应当注重“量”而应当关注“质”，与其人数过剩，不如好好培养真的想要走学术之路的人，她相信，即使选择这条路的人很少，但只要他们的研究足够扎实，视野足够开阔，也会影响到更多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系林丹结合自己开设的民族志课程，详细分享了她的教学经验，以及对一些学生反馈的思考。从选题，到做田野调查，到处理田野材料、写作，林丹称她的课堂作业很多，她和助教会给每一份作业反馈，帮助学生及时调整和推进各自的课程研究，坚持下来的学生往往会充满成就感。她鼓励学生相互分享，鼓励其他专业的同学加入，让多元的视角进入课堂讨论。在整个过程中，她也发现了此前几位老师分享的共同问题：学生们有“理论焦虑”，喜欢引用“高大上”的理论大家但却对其内容一知半解，对于走出校园接触陌生人感到恐惧，缺乏时间和精力做长期的田野调查……面对这些问题，她在持续思考定性和定量方法是否过分区隔，人类学的方法在这个短平快的时代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她还提出迫切需要对田野研究伦理的困境、建立伦理守则和如何教伦理推进更多的讨论。

相比于前面诸多老师提及挑战和担忧，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朱宇晶对定性研究方法的教与学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她跳出学术界，结合自己的业界工作经历，指出研究方法不一定只有在学术中有用，在职场和生活中都是有益的，也是有前景的。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定性研究有助于我们形成自己和他人、与社区的链接，从而丰盈自己的生命经历。从她本人的教学经验出发，她发现新手学生在开展质性研究时面临诸多困境：例如无法建立对事实的参考框架，难以由浅入深、由泛到专地提问，难以弹性处理实地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等等，但是在现场教学中，老师要“克制”，不要直接给学生提供“说明书”或直接示范，而是要更近距离地了解学生的资源和弱点。她也注意到一些正发生在学生身上的变化趋势，比如，他们从关注公共到关注自我，面对丰富的现场却更为专注单一假设，网络使用也带来了一些思维的浅层化和碎片化，这些都为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与会老师基于自身经验的坦诚分享使得论坛在一种开放、轻松但是高强度的讨论氛围中展开。交谈中既有对于一些问题和变化的共鸣，也有不同的策略和经验介绍。因时间有限，更为聚焦的方法主题（包括研究立场、伦理），方法课程与其他课程、田野课堂、毕业论文指导之间的联结，以及如何更好地推进方法教学（广义）的讨论（包括组稿、教材的撰写、论坛的持续进行）等，留待后续。与会者也期待更多同仁的加入，以推动定性方法的教研实践，以及学术共同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