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沙龙·“抓革命”、“促生产”二元目标的矛盾对立研讨会成功召开

2017-05-12 文：社会学院 图：社会学院

2017年4月26日下午，由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承办的社会研究与治理沙龙“‘抓革命’、‘促生产’二元目标的矛盾对立 ——以建国初期（1949-1965）国营企业技术干部选拔过程为例”研讨会在科研楼212会议室成功召开。本期研讨会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林盼博士主讲，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营企业的管理层被分割成为党委与行政部门的二元模式，形成了“政党体系和科层体系相叠合的单位内部领导结构”。为了同时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生产”两个目标、理解二元目标的重压之下所产生的权力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技术干部选拔标准的阶段性转变，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党政关系都有很大的启发。

林盼博士首先对于研究问题的提出做出了解释，个人对大跃进时期的关注加之历史学的背景，使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这段时间从工人群体中提拔技术干部出现大规模增长的状态，成为国企技术人员的主要选拔模式。但是为何这种现象只发生在大跃进时期？其产生动因和解释机制是怎样的？在回顾以往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林盼做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研究，由此提出了基本观点：企业内部党政领导之间因制度变迁而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会影响技术干部提拔标准的转变。工人能获得提拔技术干部的机会，是因为大跃进时期的企业党政权力结构发生了有利于工人的变化。

从“党政分离”到“党政合一”的变化对技术干部选拔制度产生的影响，林盼博士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过渡时期我国发展道路借鉴苏联模式，在国有企业管理上也相应借鉴“一长制”，即“生产工作行政厂长负责制”。这一时期党务干部是没有是实权的，厂长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拔对企业生产有正面作用的技术干部，并不考虑其家庭出身和政治成分等因素。到了大跃进时期，由中央开始的 “一长制”的批判，认为其违背了“党领导一切和集体决策的传统”，所以要在工厂中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至此党委的地位空前提升，“又红又专”成为选拔和评价技术干部的新标准，其中政治是处于首要地位的。

林盼博士指出，工人迅速且大量的被提拔为技术干部带来了一系列生产上的问题。最初的提拔标准规定有初中文化的工人才有提干资格，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简化成了“只红不专”，只要工人的出身够“红”，技术基础并不在提拔的考虑范围之内。这时政治忠诚原则成为技术干部晋升的主要标准，结果导致工厂几乎无法得到正向的经济收益，甚至是得不偿失。究其原因在于建国初期经济建设所需的“又红又专”的技术人才的缺失，以及技术人员提拔指标的压力使得工厂不得不以政治为优先条件大量提拔工人从而确立党的领导地位。但实施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工人技术干部”成为了一种荣誉称号，工作职权和生产内容并未发生变化且时间被党团活动挤占，导致很多工人干部不愿承认自己的身份，产生抵触情绪。

党委力量的迅速崛起势必冲击行政厂长原有权力体系格局，进而引发“红”与“专”的权力争夺。在提拔工作的实际开展中，党委领导在工人群体中迅速建立起权威，从而结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忠诚群体。而厂长更多的是从生产出发，重用有技术有文化的专业技术人才，为知识分子提供保护。林盼博士认为，二者的对立关系从当时的小说作品也可见一斑：厂长是不关心政治而热衷于生产技术的形象，书记则是讲政治讲团结、能与工人打成一片的人物。书记利用相对广泛的群众基础掌握话语权，而厂长则以“生产需要”作为合法性依据。党的领导和生产的实际需要最终达成了妥协：在经济调整时期倡导“党政分工”，党委有限度的对行政生产事务进行干预，但同时尊重专业性，核心技术部门的管理职权仍由行政部门领导掌握，双方在权力划分方面达成了妥协。

最后，林盼博士对自己的研究做出了总结。他的研究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工人提干政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效果，关键影响因素是企业内部的党政领导关系。在大跃进时期党委的权力地位占据上风，所以按照“红”的标准选拔干部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二是工人技术干部政策没有持续的原因在于，对于执政党而言，经济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所以在经济调整时期重新树立起“绩效主义”以促进生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