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 赵旭东：技术、分离与乡村文化转型

2020-10-19 文：社会学院 图：社会学院

“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第十一期纪要

文/向芳

2020年10月10日下午14:00—16:30，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主办的“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第11期在腾讯会议和bilibili直播平台顺利开展。本次论坛主题为“技术、分离与乡村文化转型”，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东南大学特聘首席教授方李莉，山东大学《民俗研究》杂志主编、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联袂出席，以学术评议的身份与赵旭东教授进行交流对话，本期论坛学术主持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安丽哲副研究员担任。截至目前，通过腾讯会议和bilibili直播平台在线参与论坛的专家学者及学术爱好者达1000人次以上，反响热烈。

论坛开场，主持人安丽哲副研究员简要介绍了主讲嘉宾、学术评议嘉宾的学术地位和代表性著作。赵旭东教授领域包括文化转型研究，城乡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人类学等，主要研究兴趣集中于乡村社会结构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法律人类学，中国意识与现代中国观念的成长，民族地区习惯法社会、生态文化及值得比较研究等。代表性著作有《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文化转型人类学》等等。方李莉研究员和张士闪教授在前几期论坛中均有精彩讲演，安丽哲副研究员对两位教授此次能够拨冗参与评议表示诚挚感谢。

赵旭东教授首先向论坛主办方及方李莉研究员、张士闪教授致以问候和感谢，随后就论坛主题分享他的感受、思考和研究。他讲到，现时代是一个赤诚相见的信息公开化时代，正在制造着新的熟人社会，对此，需要思考技术在其中带来的变化，他将之称为“算法时代”（方李莉研究员将之称为“后工业时代”）。以人类学的理解模式看，从采集狩猎更接近自然的状态到农业社会依赖于手工工具，到现在的工业化技术，再到我们很熟悉的信息社会，没有人能够离开信息而生存。尤其是当今社会，原来很多人类学家都不用网和微信，但后来也都被颠覆了，不仅用了网络、手机、微信等，还被迫学会了更多现代化的信息交流工具。赵旭东教授认为，文化不会僵死，而是为了人更好的生活。但是，究竟什么算是好的生活呢？他认为，人一定是想好的生活，没有人会希望生活往坏的方向发展，所以，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再到未来基于精算的智能时代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注意到不同时代特征性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应该算作文化。对此，赵旭东教授以自己办公桌上的几样物品为例，将之与上面所提到的三个时代关联，比如来自河南的泥泥狗既有老虎的形象又有人的身体，很像《山海经》里的某个形象，一看就不属于现代，甚至有人说是几千年以前的，但这无法往前追溯。再如另一个来自四川的佛像也不是现代的产物，而是特殊时期的产物，在赵教授看来，当生育不再是问题的时候，人们为了抗御风险、死亡，可能会选择从宗教那里获取能量，所以会向这些佛像烧香磕头、虔心崇拜。

基于以上，赵旭东教授希望以人类学的视野考察此类现象和行为，在没有体制人类学和体制权威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视野、观察构想对人的理解过程。所以，他认为从农业产业到现代智能仅有几千年历史，其间的变化一定与人的要素有关。这些要素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体现：

一、从最初的工具性到技术到信息到智能，实际上，农民用的锄头是一个帮助生产的工具，但大部分还是要靠人力——人不去用机械它就动不了。但同时他也指出，工具具有独占性，谁拥有工具谁就要负责；

二、到了技术时代，技术是不能独占的，比如汽车生产就无法独占，而是需要调动人到工厂上班；

三、到信息时代，一切从零开始，但也并意味着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聚在一起，只是即使面对面坐在一起，人与人也是被隔开的，人们的内心世界没有交流，而仅仅只是信息交流，所以他们强调分享，而非相通的人类计划。

四、智能化时代就是共享，赵教授呼吁人们不要过于看重知识产权，分享是能够让人快乐的。其后，赵旭东教授践行此呼吁，大方分享了自己的学术信息。

在他看来，理解文化的坐标系在于变化性，指出以前的理解过于单一化，要么是时间的坐标，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时间线索，但这样的时间轴无法知晓前后的文化意义，还处于封建时期的状态。人们在同一时间生活在不同空间，生活是不一样的，这应当如何理解？所以，赵旭东教授强调，需要注意到时间、空间和人的活动性，即人在其中的活动。这里，他例举了一些“非人类职业”：要么注重外在时间、空间，要么把人看作物而非一个活东西，这实际需要放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上才能理解，包括乡村、产业、人类各种文化，如果单一化的陷入某个维度中，损失就会特别大。

回到讲座的重要话题，即中国的转型期，赵旭东教授认为中国的转型期就是快速的转型。在近40年间，中国完成了西方大概200年的变化历程，叔本华于1818年出版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可以作为参考标准，叔本华在那时就已经在考虑表象的问题了：那一时期高速发展的社会、极大丰富的物质带动了人对存在于世界当中的思考，面对这个艺术大发展的世界，图像表现是再创造的发展，只是当时的西方人并不理解，直到近100年后才被重视。赵旭东教授进一步指出，“表象”在本质上就是不能够面对面，而未来的智能时代可能就是这样的虚拟表象。基于此，他强调，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虚拟应用的转型期，其优势在于改革的种种机遇；其劣势则在于变动的制度设计。这个转型就是跟着世界变化来。他认为，转型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无限机遇，6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尤其受益，当然他也指出，这个转型期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而来的，其问题在于不断处于变化中。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因变而出的大问题，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把“变”当成“不变”的道理进行了推广，这是完全与60年代不一样的。他通过比较指出，60年代强调变中的不变、强调社会秩序化，但今天恰恰呼吁“以变应万变”，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变，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因为其本身具有可改变的可能性。据此，赵教授提出中国人之所以能接受这种变化也与图形有关系，但他也申明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太极图形就是古代人只有阴阳这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能够被更多人所接受，在于它们就像信号感染很容易感染人，让人感到又真实、又可靠、又可信，犹如有阳光就有黑夜，是黑白分明、生死分明的，所以图形能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支配人的符号。阴阳哲学是影响中国人对“变”的看法，所以中国人对“变化”的理解最有一套，所以有人高估“变”也无所谓的。

由此，赵旭东教授回顾了40年来的变化，认为这四次转型是非常关键的，发展中的中国已经不可能随意把大门关起来了，从速度改变的方式看已经是完全走向世界的趋势。在他看来，此过程与转型是有关系的：首先是经济的转型，经济转型一开始就是朝向世界的，比如费孝通的乡镇企业研究就是在经济转型之下进行的。他认为这样的经济转型在中国比较基础的，也即，中国转型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经济转型，所以经济转型是不可能被撼动的，因为其最初合法性的来源就在于此，然后才能带动第二步的制度转型。正是因为转型过程中发现出现了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这就必须进行制度上的转型，如果制度转型没有继续，就意味着经济带来了一堆社会问题，诸如财产问题、贫富差异问题最后都会由政治制度问题转化成为社会制度问题，也即是社会治理问题。所以，赵旭东教授认为，社会学是在2005年后才有了扩展性的大发展，开始注重和谐社会后，才有了社会学的大发展前景，这是由经济引发的问题；而到2010年，强调文化的发展则带动了中国逐步把经济转型过程中忽略掉的内容增添到关注视野当中。他指出，文化不像政治是分派的，它自身就很重要，即使有意识形态的差别，但其力量能够把不同的人（或分散的东西）黏合起来。所以，赵旭东教授关注到，文化虽然是最先开始的，但在四次转型中却是最后出现的，他指出，就是因为有文化，人类才能够存在，所以要注意文化在当下人类学研究、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有趣现象，需要大家放开眼界去观察和思考，把看到的现象变成可以引领时代思考的概念。这里，赵旭东教授以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及相关论著中关于人的问题、中国文化问题的探索与思考为例进行了个人化的解读。

随后，赵旭东教授分五个方面论述文化转型：

一、意义重塑。比如金字塔时代，意义是非常清晰的，符号象征性非常强大。人们在意义的重塑中开始转向大众化，进行装修房间、挂画等活动的主体原来都是精英人物，现在却已经成为了大众的需要，所以意义再塑又出现新的变化。但新和旧在时间上不是断裂而是连在一起的，诸如以村落为单位的传统时代在进行意义塑造时，进出村的文化都不一样，碑刻都有时空意义、文化内涵，他指出，乡村并非没有文字，而是要放在最神圣的地方，和我们今天随便写字不一样。总之，在层层文化表现的背后，显示的是权利、资源和新的含义，只是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关注的有所不同。

二、人口流动。赵旭东教授指出，人口的流动性、迁移性以及散局性在当前成为常态。工业化虽把人聚集起来，但后面一定还会散开，从聚到散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有当现代化、工业化发展到极端，才会提出诸如“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认为是因为整个西方社会的不确定性只是一个时代的反映，而并非社会本身是不确定的；所以，群体会响应“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因为终于找到了一个概念的引领。

三、个体自觉。赵旭东教授提出，文化意义上的个体觉知远远超过于其他的觉知而形成为了一种主导性的潮流，人们也由此而清晰地意识到了对于每个个体而言的生命价值的意义。他认为，我们更注重象征符号，而很少注意象征符号的个体转化和个体意义，是因为当前人们的选择性增加了，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比如很多北京人选择在冬天逃离雾霾、逃离北京。

四、地方表述。赵旭东教授在此处关注的是作为他者存在的异文化的自我觉醒。他指出，地方性的表述使人有了自己的文化；同时，地方性表述也使得地方性生活具有了自主选择性。

五、分分合合。赵旭东重视一种文化的融合与分离的趋势的共同成长。他认为，人们很难有被社会塑造的觉悟性，而这种觉悟性必须从一个很基础的方面进行。分离的技术使得个体的生活状态处于隔绝、孤立中，诸如亲密关系中各自沉浸在手机世界中的双方、农民画主题等等。在赵教授看来，用隔离概念来输出文化虽然是城里人或西方人的概念，但这种孤芳自赏的文化正在变成一种大众创造。

赵旭东教授认为，曾经的文化是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中，往往通过文字系统持留在一批文化精英手中，并在这些人之中世代相传。但文化能力的普及化使得这些“精英才有文化”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孤芳自赏的文化传习也逐渐让位于大众文化传递，街头舞便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创新范例。基于此，他觉得在世界文化转型大背景下，文化就是理想。人类学家需要站在文化高位，思考作为整体的人类自身的生存处境，无疑，面对当今世界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人类学应成为一门真正有担当、勇于去探索、真正有他者关怀的学科。在此意义上，文化就是理想、就是共同体、就是人们心中缺位已久的神灵，也就是人和人在一起寻求并想象的一种人类美好存在状态。也就是说，文化需要人类学家对此状态产生的过程加以追溯，那样人们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文化及其意义。可以说，这样一种主张和文化价值倒逼中国人类学走向理想人类学的探索之路。

那么，如何在多样的世界里生存？赵旭东教授认为，中国正在走向现代世界，应当坚持“走出去”的战略，继续寻求一带一路的中国世界，并以文明互动、互惠与共生的文化逻辑构建而贡献于世界文明冲突终极化解。同时，还要注意到文化智慧与创造性，他这样说到：“在此意义上，人类学在融入其他的学科同时又在创造着自己新的姿态，这种姿态是一种宽容的理解，而不是自我的封闭。他使许多试图对人本身加以理解的学科可以从人类学中获得收益，但人类学自身显然仍旧在走着一条自己特立独行的道路，而是恰是一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光明交流。”

基于以上，赵旭东教授总结到：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迁与重构是社会、个人、文化三者的互动。而人类学家在此过程中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以下观点：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安丽哲副研究员对赵旭东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她认为艺术学类研究者的优点往往是直觉敏感，能够较早感觉到时代发展的脉搏，缺点则在于缺乏理论思辨，而赵旭东教授的思考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对现实生活中的乡村问题进行剖析，这样角度的思考，可以让本专业的师生深受启发。

评议

方李莉研究员：赵旭东教授讲了两方面内容，第一是社会转型的模式，人类社会如何从一个金字塔转向扁平式、散点式网络化的过程。面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人类学研究也要跟着社会发展来改变，所以提出人类学应从静态转向动态。静态主要研究社区、场所，现在则需要以动态的人类学通过线索来做研究，画面感也有镜面、拍照式转向动态视频感。对此，方李莉研究员也深有感触，为写景德镇的百年变迁，她从2007年开始搜集资料到2015年，写了5年再去看景德镇，它又发生了变化，所以变化比想象中的快得多。所以，赵旭东教授认为我们进入了“新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人类学的关键词，因为以前村庄里不需要名片，但城市里人与人互不认识，并且不断流动；但今天又开始成为熟人社会，即使没见过但也很熟悉，因为网络可以帮助人们获得一切信息。他还说到网络化时代的技术与乡村，技术在信息、网络化时代慢慢流向乡村，使得乡村逐渐民主化、平等化。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所经历的四次转型，其中最顺利的是经济转型。在帕克的人文区位中，“区位”本来是一个植物学概念，用到文化学里就会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物层；第二个是经济层，生物层和经济层容易合作，因为生存的共同目标。表现的是人与地的关系；第三个是政治层；第四个是道德和文化层。文化制度层是人与人的关系，很难得到统一，不仅难以达成共识而且很容易引起矛盾或战争。如何达成共识？方李莉研究员表示非常赞成赵旭东教授给出的方案，即文化大转型，他将之分成五个方面。方李莉研究员表示对意义重塑和个体觉醒很感兴趣，因为这两方面与人类学、艺术学可以有共同语言。当代艺术上最注重的就是观念的问题，希望通过艺术不断塑造新的观念；人类学从来就是一个研究文化、意义的学问，所以这方面这两个可以合在一起。另一个自我表达，在以前的人类学研究、社会研究重视群体主义而不会去研究个体，因为那时我们的社会还未发展到对个体的重视；但当代艺术是讲究个体性而不讲究群体性的，因为群体性没有个人风格。所以，人类学要转向个体研究就与艺术有了重合——文化的重塑只有变成了艺术，才能可观可感；不同的文化之间很难沟通，但艺术可以。方李莉研究员认为赵旭东教授讲得很对，那就是我们的研究一定是开放式的，要跟紧时代的步伐。人类学家会越来越重要，艺术家也好越来越重要，大家都聚在一起为社会做贡献。

张士闪教授：赵旭东教授的演讲让他很受启发，方李莉研究员的评议也很全面，张士闪教授表示非常赞同。他认为赵旭东教授对于学术特别较真，讲究独立思考是当代稀有的品质，作为学者就应该保持鲜明个性，对自己坚持的东西不摇摆、很朴素，不走寻常路。学术上，赵旭东教授提出线索民族志、微信民族志、枝杈社会，尤其是“枝杈社会”概念的提出，不仅很契合当代社会发展的模式，区别于过去讲凝聚的模式，彰显了当代学者自觉的学术突破。在演讲中，赵旭东教授也提到，当社会非常强调共享、分享，就说明这个社会分离、断裂得相当严重，社会最强调什么也就是最缺什么，所以“风险社会”出于现在大家评估我们所处的时代社会的普遍的论述，原因也在此。张士闪教授特别赞同赵旭东教授总结的当代优势在于改革的机遇、劣势在于变动的设计，机遇和变动共存，有的可预知，我们就处在变革的时代。这说明，我们的社会管理可能是更需要合理化，我们个人的人心理安顿特别需要一种新的智慧，老智慧已经不大够用了，因为现在很多社会问题、心理问题会形成额外的自我思考。当代人文社科的文化使命比任何时代都更加严峻，但似乎学者这个群体比以前更加纠结，严峻在于社态严重，纠结在于个人无奈。所以旭东教授有点开药方的意思，我觉得很勇敢、很可贵。他提出了文化的五大转型，在于意义、人口、个体、地方、分合，可贵的一点在于全都是基于他个人的自身体会与生活发现所总结的当代最重要事件。这个药方有点偏向于文化救世论，在日常生活批判、当代文化反思中，包含有很多弦外之音。他完全从生活出发，虽然看起来有点碎片化，但每一个都是真的、都是社会生活中的真问题。他对旭东教授活得真实，表示非常欣赏并对感谢论坛组织者表达了感谢。

最后，安丽哲副研究员再次对赵旭东教授的精彩讲演，方李莉研究员、张士闪教授的精彩评议致以感谢，随即组织线上观众与三位教授进行学术互动，最后宣布本期论坛圆满结束。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师从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2010年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包括文化转型研究，城乡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人类学等。研究兴趣包括：1.乡村社会结构与纠纷解决过程的法律人类学研究；2.中国意识与现代中国观念的成长；3.民族地区习惯法社会、生态与文化机制的比较研究等。并先后发表过中英文论文百余篇，具有较大影响力，代表性著作为《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2008年民族出版社）、《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法律与文化——法律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经验》、《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本土异域间——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结构与再生产：吉登斯的社会理论》、《文化转型人类学》等。